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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31 16:32:18   来源:大武夷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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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春雨与安徽的“高层炒股圈”

  副省长陈树隆在落马前和他的一位前秘书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而周春雨则是“把钱放在陈树隆那炒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胥大伟

  2018年8月,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其涉嫌受贿、隐瞒境外存款、滥用职权、内幕交易。

  作为安徽历史上第7个落马的副省长,周春雨的落马,让“副省长成高危职业”这句话在当地广为流传。

  周春雨的仕途止步于49岁。“年轻” “大秘” “本土派”曾是他的标签,而他主政蚌埠时推行的棚改“蚌埠模式”,曾使他成为舆论焦点。他落马后被曝出 “亦官亦商”、内幕交易、“拉关系、搞攀附”,又勾勒出了一个官员的负面肖像。

  “大秘”的升迁

  周春雨的仕途生涯起步于秘书岗位。1989年,从安徽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周春雨,进入合肥市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工作。

  “长着一张娃娃脸、斯斯文文”,在合肥一位退休官员的记忆里,年轻的周春雨谦和内敛,低调又懂分寸,颇得领导赏识。

  28年来,周春雨的仕途轨迹从未离开过家乡安徽。成就他最年轻副省级官员的,是他引人关注的升迁速度。

  从毕业后进入合肥市委办公厅,周春雨用6年时间晋升副处级秘书。1995年,周春雨调入安徽省委办公厅,用两年时间迈入正处级。

  在省市两级办公厅的10年任职经历,让他得以积累深厚的人脉资源。

  2000年,顶着“大秘”光环的周春雨调入安徽省财政厅,任经济建设处处长。两年后,他升任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

  一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财政厅是安徽市长的“摇篮”,该省多位市长都有在财政厅工作的经历,包括落马的副省长陈树隆、周春雨,都有在财政厅任职的经历。他们大多数人在财政厅任职多年,较为典型的仕途轨迹,是由财政厅副厅长调至地市任副市长、市长,周春雨即是其中一例。

  2007年,周春雨赴任马鞍山市副市长,一年后转正任市长。从副厅级晋级正厅级,周春雨用时7年。

  2012年,周春雨迎来了仕途的重要节点,出任蚌埠市委书记。

  一百年前京浦铁路的开通运行,让蚌埠成为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它也由一个小渔村变成安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期,蚌埠主要经济指标曾经与合肥并驾齐驱,有“合老大、蚌老二”之称。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合肥、徐州、阜阳等附近城市交通枢纽地位上升,蚌埠优势不在,在经济发展上开始显出疲态。

  一位安徽当地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食品城”到“钢铁城”“商贸城”,再到“玻璃城”,城市发展战略上的摇摆不定,让蚌埠这座城市有些无所适从,发展的速度也受到影响。

  周春雨主政后,提出要让蚌埠“重振雄风”,“重返全省第一方阵”。在一次会议间隙,安徽省一位主要领导曾问周春雨关于“第一方阵”的定义,周春雨回答是“排进前五”,而这位领导给出的答案则是“至少前三”。彼时,蚌埠的经济实力在安徽的第7位至第9位间徘徊,这让周春雨倍感压力。

  相对于产业经济的缓慢见效,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而大拆大建也一度是地方主政官员搏政绩的范式逻辑,周春雨也不例外。

  走在蚌埠的街头,感受最深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耸立的吊机。在当地人的记忆里,周春雨主政蚌埠留给他们的印记就是“铺路、修桥、盖大楼”。

  自2013年开始,蚌埠的棚改和大建设进入高潮期。2013~2017年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覆盖整个市区,包含64个棚户区拆迁、31个集中安置区以及相关配套的幼儿园、学校、公共设施建设等,全部项目拆迁面积约350万平方米,还原房建设面积403.8万平方米。

  蚌埠在这几年间的城建投入也水涨船高。投资额从2011年的107亿元、2012年的181亿元,到2013年突破200亿元大关,此后一直高位运行。2014年蚌埠城建投资242亿元,2015年达248亿元,2016年约256亿元。

  而2013年~2016年,蚌埠市的财政收入依次为182.8亿元、208.4亿元、228亿元、251.2亿元,都赶不上当年的城建投资额。

  蚌埠市财政局所作的该市《2016年全市政府一般债务情况的说明》显示,截至2016年底,蚌埠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2613459万元,接近安徽省政府给该市定的债务限额(2714007万元)。

  畸形政绩观

  “蚌埠模式”成了周春雨最闪亮的名片。而硬币的另一面,大规模棚改带来的是当地房价虚高、拆迁安置滞后和贪腐的滋生。

  货币化安置被认为是助推蚌埠房价上涨的因素之一。据公开报道,2016年,蚌埠计划在15000户棚户区征收任务中,货币化安置的比例被要求在50%以上、争取达到70%。

  随着蚌埠主城区的开发完毕,城区已几无可供建设的闲置土地,加上棚改安置房项目建设周期长,使得蚌埠城区的楼盘常常供不应求。截至今年3月底,蚌埠住宅商品房,去化周期仅为4.4个月。

  征迁使得当地一些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而与之相对的,是不少人还在忍受安置滞后的苦楚。安徽省委巡视组2017年9月26日反馈的意见指出:蚌埠拆迁安置严重滞后,有28941户未安置,其中超期过渡21661户。

  在这场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中,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监管不到位,使得其中腐败滋生。安徽省委巡视组在巡视意见中通报了蚌埠市住建委质量检测中心等单位长期违规私设“小金库”,津补贴名目繁多,仅征迁拆违奖项就有十多种。

  同时,该市住建系统问题高发,建管局“前腐后继”,“红顶中介”垄断监理市场。工程项目管理松散,项目招标管理无序,应招未招、明招暗定、串标围标等问题较多。

  在征地拆迁中贪腐严重,以权谋私、坐地生财、编造事由骗取补偿款问题多发。据巡视意见披露,蚌埠经开区纪郭村原支部书记纪贵田利用职权,骗取拆迁补偿款30万元,并利用参加拆迁安置工作职务便利非法获得188万元补偿款和2套安置房,领取所谓安置过渡费20万元。

  蚌埠快步急赶式的城市建设,可从侧面一窥这个年轻书记对政绩的渴望,巡视组曾批评其“政绩观严重畸形”。

  成为一方主政者的周春雨,不复当年谦和低调的形象,他更多展现出强势和专断。在推进城市改造过程中,周春雨的工作思路是“强力推动”。

  蚌埠市专门成立了城市大建设及棚户区改造指挥部。棚户区及旧住宅区改造由周春雨亲自任指挥长,市长担任第一副指挥长,各区及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高规格推进棚改。

  而在日常工作中,周春雨习惯于“书记拿意见、会议走程序”,以“不扯皮、提高效率”为借口,“任性决策、违法决策、大权独揽”,多数重大项目均由议事协调机构决定。造成“班子成员奉行明哲保身,党委集体领导被架空”。

  在垄断干部任用初始提名权后,周春雨开始精心编制“小圈子”。“选人凭好恶、讲关系,用人看‘背景’、重‘财’干。对领导身边人‘高看一眼’,极力拉拢,为自己广接‘天线’;大量使用熟悉领域的干部,有的部门‘人才辈出’,个别人三年内被连提两级;对能为自己出‘政绩’的‘厚爱一分’,阿谀奉承、言听计从者成为‘红人’,得以提拔重用。”

  监委成立以来全国首个落马的市级纪检官员赵明伟,算是被周春雨“厚爱”的典型。

  据安徽省纪委披露,周春雨在蚌埠任职期间,赵明伟极力攀附这座“靠山”。在担任蚌埠市招标局、市公管局“一把手”期间,凡是周春雨关注的招标项目,他都“一路绿灯”,工程质量和招标价格一概不问。周春雨对他则是“时常表扬、年年表彰”。

  炒股的圈子

  周春雨落马后,还被曝出涉及证券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

  “周春雨可能是受陈树隆案的牵连而落马。”跟周春雨较为熟悉的一位当地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春雨与陈树隆交情不浅。周春雨主政蚌埠时期,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与分管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时任副省长陈树隆多有配合,两人经常在同一场合亮相。

  两人的落马都涉及内幕交易。在陈树隆一审中,公诉方指控陈树隆在2009年至2015年,作为相关股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上述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1.21257411亿元,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3746627亿元;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买入上述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3205.8285万元,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3031.1731万元。

  而检方指控周春雨作为相关股票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股票,且情节特别严重。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两人所涉及的内幕交易,极有可能都与芜湖的一家上市公司有关。陈树隆在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与该公司关系密切,利用该公司的内幕信息获利,并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了周春雨。

  该公司曾是安徽芜湖一家给奇瑞汽车做配套的油箱生产企业,后来与一家做网页游戏的公司“联姻”上市。知情人士称,两者的联姻本身就很“魔幻”。

  2009年,该公司开始操作上市,不过证监会的审批进展缓慢。2010年秋季,陈树隆借自己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带上了该公司的负责人。芜湖市政府驻京办主任孙平负责全程接待。

  孙平帮忙联系了证监会的相关人员,安排该公司负责人与证监会人员在小南国饭店吃饭。之后,陈树隆带着该公司负责人到证监会拜会了有关部门负责人,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希望加速审批速度。

  2011年,证监会批复同意该公司的上市申请,主营业务为汽车塑料燃油箱。

  然而上市仅3年,该公司股份就成了“壳资源”。其首发募集项目投入的5.5亿元资金,截至2013年末仅产生效益352万余元。而根据其2013年年报,其17位高管的薪酬总额为562.56万元。

  2013年下半年,该公司谋划收购上海一家游戏网络科技公司股权,进行资产重组,将重组方案上报证监会审批。据2013年10月该公司公布的重组方案,公司拟溢价26倍、以19.2亿元收购上海这家公司60%的股权。

  据当时媒体的报道,此次重组完全达到借壳上市的标准。这家上海公司60%股东权益评估值为19.27亿元,占这家芜湖公司2012年经审计资产总额的233.96%;2012年,上海公司的营业收入为5.87亿元,占芜湖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的比例达190.02%。重组方案实施后,上海方主要高管的持股比例分别达到22.82%、20.88%,超过芜湖公司控股股东30.86%的持股比例。

  2014年3月,证监会不予核准该重组方案。否决原因是,申请材料中关于上海和芜湖两家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的认定,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83条的规定。

  此时,孙平帮助芜湖公司与证监会积极联系沟通。2014年5月,证监会有条件通过了重组方案,但迟迟未下发批复。孙平联系到证监会一位高层,请其关心批复进展情况,并传递有关信息。2014年11月,证监会下发了同意重组的批复。

  2014年12月和2015年12月,完成定增后的芜湖公司分别收购了上海公司60%和40%的股份,收购总价近50亿元。当时上海公司的资产总额,远超芜湖公司。这波操作被外界解读为“类借壳”,之所以分两次收购,也是为了避免触发证监会的借壳审查。

  成功规避借壳上市审查,芜湖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游戏概念股,股价一飞冲天。2015年5月5日起连续8个涨停板,将其股价拉到126.47元。

  这场上市交易对双方是双赢。上海公司为上市公司贡献了九成营收利润,推高股价令公司市值暴增,这家公司也借壳芜湖公司完成资产证券化,两家公司的主要高管,一跃进入中国富豪榜名单。

  而作为主要资本方的一家基金,在2015年年中股价冲到历史高位后开始大量减持,2016年初获得暴利后悄然离场。

  而陈树隆的一位前秘书,与这家基金关系密切,曾经做过该基金的董事长。其在安徽省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陈树隆是背后的支持者,也是获益者。而作为与陈树隆关系密切的官员,周春雨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很多人说他“把钱放在陈树隆那炒股”。

  这家基金的这种“精准操作”,并非第一次上演。2012年11月26日,酒鬼酒连续两次跌停,这家基金却在酒鬼酒塑化剂事件爆发之前精准逃顶,备受外界质疑。

  酒鬼酒是当年少见的几只大牛股之一,其股价从年初的22.10元,一路飙涨至最高时的61.45元,重仓者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该基金连续两个季度买入880.43万股,一举成为第一大流通股股东。到了第三季度,该基金将其所持的880.43万股全部减持。在此期间,酒鬼酒的成交均价已高达52.75元,这家基金仅在这只股票上就成功获利近2亿元。

  这场股市资本狂欢后,前述芜湖公司高层“拿钱走人”,累计减持股份5115万股,合计9.28亿元。而游走在企业与资本市场监管者之间的掮客孙平,善于操盘股票的陈树隆的前秘书,惯用老鼠仓以国有资金坐庄的同时自己私下买入的“股神副省长”陈树隆,以及与陈树隆关系密切的周春雨尽皆落马。

  翻开近两年安徽的反腐成绩单,杨振超、陈树隆、周春雨、张庆军、杨敬农等本土派官员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仕途轨迹都未曾离开过安徽,他们深耕一地,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也构筑了畸形的政治生态。

  周春雨在忏悔书中说要净化用人之风,“对那些拉关系、搞攀附、接天线、抱大腿的坚决摒弃”。他在忏悔书中说“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形成硬性交流制度”。“我既是安徽政治生态破坏者,也是安徽政治生态受害者”。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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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五大融合 协同跑出加速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经过几年探索实践,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正在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走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阶段。过去一年,主流媒体以建设“中央厨房”为龙头,报、网、端、微、视、台一体联动,直播、短视频、VR、H5等各展其长,向互联网传播持续深入发力。

  ——编 者

  互联网内容生产能力全面升级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主流媒体面向互联网进行内容生产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正在进一步积极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主动根据互联网传播需要进行内容生产。

  主流媒体面向网络传播的生产积极性逐步增强。从互联网平台上热点内容的来源看,主流媒体生产的内容影响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强。主流媒体开始主动开展与用户的良性互动。同时,积极采用深受用户喜爱的网络直播、短视频等信息传播方式,大大提升内容吸引力,增强优质内容的传播力。在吸引年轻用户群体时,更加注重运用生动的传播语言、灵活的表现形式及移动传播渠道,实现同频共振、多点发力。

  过去一年,建设“中央厨房”、再造生产流程,成为多数中央和省级地方主流媒体的选择。主流媒体运用“中央厨房”机制下的内容生产平台,逐渐形成了从内容生产制作到传播效果监测一体化的新闻传播能力,增强了内部采编资源的统筹调度能力,具备了全媒体、全流程、全天候进行内容生产的条件。

  “两微一端”传播渠道普遍建成

  随着移动优先战略的提出,在移动端发力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主流媒体的移动传播体系已经逐渐形成。

  在“两微”端口,即微博、微信的发展建设方面,主流媒体均开设了相应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粉丝规模基本都达到了百万级别,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截至目前,中央主流媒体中拥有微博粉丝数最多的是人民日报,微博总粉丝数突破1亿,中央电视台的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以6431万粉丝量紧随其后,新华社旗下的新华视点微博以4011万粉丝量位居第三。

  移动客户端建设方面,主流媒体也取得了突出成绩。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用户自主下载量均过亿级,地方主流媒体如东方头条、澎湃新闻、封面新闻、南方+等客户端用户规模均达百万以上。另外,一些地方主流媒体还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打造了多个新闻客户端,各具特色,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自主可控化平台建设取得进展

  新媒体发展具有明显的平台化趋势。用户更倾向于在一个应用平台上进行信息与资源的整合与互换,这是当前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体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建构一个拥有海量用户、多种资源以及强大功能的一体化平台。这个平台可以使用户的需求得到一站式满足,从而具备强大的黏性。

  目前,各类主流媒体在平台建设方面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级和少数省级媒体走在平台化实践的前沿,一些地区媒体的平台化发展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整体上,传统主流媒体在建设自主可控的平台方面取得进展:确定了政务服务方面的优势,提供了新闻业务与城市智慧服务相结合的可行路径,打通了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多元业务共生的平台生态,尝试在移动传播环境中进行精准信息的分发,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等。此外,主流媒体通过对内容资源、政务资源、牌照资源等核心要素的掌握与运用,着力解决了用户导入、技术支撑、资本支持等3个建设自主可控平台方面的重要问题。

  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继续深化

  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阶段,推动主流媒体经营融合,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形成可依托市场资源良性运转的新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成为各家媒体机构共识。

  过去一年中,主流媒体对新运营模式开展重要探索,推动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新旧媒体部门一体化发展。一是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内容生产、工作流程和人力资源管理在技术和制度的支持下形成统一标准,从组织结构层面移除新旧业态融合发展的障碍。二是整合资源,加速新业务、新技术、新人才等因素与传统资源的结构性整合,实现资源的统筹协调和合理利用。三是改革薪酬和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积极性、提升职业归属感和成就感,吸引互联网技术人才,实现技术资源的有效导入,增强主流媒体竞争力。

  在创新商业模式方面,主流媒体尝试了4种新模式:“政务和社区服务”模式,通过聚合政务新媒体资源,为公众提供及时、权威的政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模式,通过外包技术服务,帮助各级各类政府部门运营政务网站和“两微一端”;“媒体电商”模式,通过内容电商和数据库电商实现既有资源变现;“用户付费”模式,通过订阅、会员制等新模式弥补传统广告收入下降带来的损失。

  管理法规和执法制度逐步完善

  过去一年,我国互联网管理法规体系和执法制度逐步完善,助力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安全法、《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或实施,拓宽了监管范畴,明确了监管责任,提供了监管依据。实践中,监管部门在执法层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促进了法律法规有效落地执行。

  管理法规和执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落实,推动我国新兴媒体行业管理更加科学有效。一是网络版权保护日益规范,网络版权产业规模大幅增长;二是互联网新闻信息监管更加有力,监管政策相继出台并落地执行,推动行业有序发展;三是网络直播服务管理更加到位,行业整改推动健康格局逐步形成;四是互联网平台责任意识显著提升,各主要平台都主动加强规则制定,对平台秩序和内容进行管理,维护网络公共安全。

  专家观点

  媒体融合已经成了常态,互联网技术正在带来用户与内容的“崭新互动”。

  人工智能这两年正在改变传统新闻的格局:新兴的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图像识别、大数据搜索等技术,都可以应用到新闻传播和用户体验的各个环节中;互动新闻这一模式,允许用户运用工具参与内容探索、生产,突破了传统新闻业的形态和思维。然而,新闻形态不只是一种呈现新闻的方式,它也是在重构“人与信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因此,随着融合深入发展,无论媒体如何智能,坚持以人为本,明确算法工程师、新闻从业者、社会管理者的责任与正确价值观,才是根本。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我国媒体融合从顶层设计到各媒体机构具体实施,一直在实践中摸索着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打通“两微一端”传播渠道,正是媒体机构利用新媒体技术向内容互动平台转型的重要手段。目前这一路径建设在中央媒体、省级传媒的引领下,逐渐渗透至市、县级基层媒体机构,形成新媒体传播矩阵。

  未来,媒体融合发展的重点应是精准定位用户需求,根据媒体机构的规模与实际发展状况,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媒体融合发展策略。要形成对内容产品因地制宜的产业化管理,建设以信息服务为主体的综合平台,实现媒体机构多元化经营。

  ——谢新洲(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教授)

  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媒体集团内部各系统及其要素的互联、互通、互融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从制度上实行打通融合,一方面形成传播合力,使融合传播效果更好;另一方面也可变产品竞争为优势互补,从而节约成本、整合市场,使融合经营更有效率。

  融合发展,不仅要完成媒体资源、生产资源、广告资源的有效整合,更重要的是形成人才队伍、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的统一配合,共享融通。通过优化人才结构和资源配置,才能激发促进融合发展的创新活力。也只有做到了组织架构上的真正融合,才能实现多种资源的共融互通,从“各自为战”变成“融合聚力”。

  ——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7—2018年,堪称我国媒体融合由相“加”迈向相“融”的重要节点,呈现出几个新特征:一是从被动融合到主动作为,二是从平行推进到融合升级,三是从点线带动到全面突破,四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平台化发展有利于实现“四个可控”:一是阵地可控,对内容的策采编发及之后的传播全程主导,为入驻平台的政务号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规范;二是技术可控,平台的关键技术和迭代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三是数据可控,用户数据、传播效果的数据能够“拿得回来”,还能深入发掘、开发业务;四是经济可控,有利于测算并控制运营成本,找到盈亏平衡点。

  ——支庭荣(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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